周学铭，两江两江总督周馥次子，总督周馥1859年出生，次出1892年与长兄学海同榜进士，继前获二甲第四名。两江任江西按察使时，总督周馥1904年因父任两江总督，次出循例回避，继前改任湖南候补道。两江1911年病故于芜湖，总督周馥时年五十三。次出

周馥育有六子，继前除三子幼殇外，两江五个儿子都取得不菲的总督周馥科举成就，赢得“五子登科”的次出美誉。最出色的当数学铭，然而学铭少年时期是继出周馥家庭的。

两江总督周馥

学铭出继

1872年，十四岁（虚岁）的学铭过继给了老家同宗周宗传为嗣。

周馥与周宗传是出五服的兄弟，上八代共祖。周宗传小周馥一岁，虽娶妻，但无子，1870年三十二岁殁。周馥母亲叶太夫人“念同宗之谊”，未征求周馥意见，做主将学铭许继了出去。

周馥《负暄闲语·祖训》曰：“我纸坑山周族人丁不繁，明中业分六支，后六支绝其二，仅存四支。我高祖生子礼仪、礼信公，皆二三世而绝。我曾祖讳礼傛公以下，至我父三世，皆一子单传。而次房每少亡，无后，历代过继。”又曰：“余母外家叶氏，亦无后。外祖葬北门外，余为置祭田，每年清明请我族人与佃户祭扫一次。”

纸坑山周氏自六世祖周繇、周繁始迁纸坑山以来，至二十六世尚有六支，但人丁不旺，“无后”情况较多，过继现象普遍。

周氏宗谱显示，纸坑山周村仅周馥家族景祥公支下三十四至三十八世（高祖至周馥辈），五代百年左右时间，共有立嗣过继三十二例。周馥的祖辈兄弟三人，二祖父乐庆出继；父辈兄弟三人，二叔父光术、三叔父光徵出继；周馥自己兄弟二人，弟弟宗馨出继。

封建时代，立嗣是宗祧继承制的重要形式，是为延续父亲的血统、维系家族绵延，以达到传宗接代、保证宗祀、家统不绝、促使家庭和谐的作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一直令封建家庭深感恐惧。“立嗣”能变通解决“无后”问题，使家业得以继承、家庭延续得以维持，民间尤为认可、看重。民国年间乃至新中国成立前后，纸坑山周村仍有立嗣宗祧的习惯。

周馥母亲的焦虑

周馥在《负暄闲语·祖训》中说：“我以第二子学铭出嗣同支，为欲挽此厄运，今而后殆可免矣。”《周悫慎公自著年谱》在宣统三年记周学铭去世又说：“学铭幼过嗣本服族弟宗传为后，遵我母命也。论例本可不继，惟念母命已许。且我服内景祥公支下，太平时有十余家，今仅存三家。宗传又无后，是只二家矣。我体祖宗之心，不分彼此，使彼数房祖墓皆有祭祀。”

从周馥“论例本可不继”，到周学熙“于例，吾支不应为之后”“先祖母念同宗之谊”的表述，足见学铭外继是叶太夫人的独行独断，是立嗣制度下牺牲自我的懿行；亦或是自己娘家“无后”的空寞，籍此聊慰心迹，冀盼“家道永保”之举。

彼时，周馥父亲已过世十年，一家老小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叶太夫人倍感心忧、焦虑，回到纸坑山，希望过上邻里和睦、宗族祥和的安稳日子。在出继现象普遍的情况下，不忍邻家宗亲独寂无助、一支绝后，将心比心，做出了将学铭出继的决定。此举对于崇尚“礼义仁智信”的周馥而言，只能遵从上人决定。然而，对于这件人生中的大事，才十四岁还懵懂的学铭，只能听从长辈们摆布安排。从此，已故两年的周宗传成了他的父亲，周馥只是本生父。好不容易因父得道而腾达的人生路，此刻又折回到了穷乡避壤、前途渺茫的纸坑山。

学铭受业

十四岁那年祖母的决定，使学铭离开了天津都市里的大家庭，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回到偏僻孤寂的老家生活，幼小心灵受到的冲击不言而喻；于少年而言，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肩负两房希冀的残酷现实也让其深刻的认识到，必须励志勤学、倍加努力，才能改变命运、不负宗祧。

学铭的求学生涯是非常艰辛的。与长兄的老师相比，他的受业师功名层次略逊一筹，获取预想的功名，学铭自身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直到回到周馥家里的1884年开始，才有了较高功名的受业师。

学铭17岁中秀才后，共历经六次乡试，才于1888年中乡试副榜第七名，1891年考中举人；1892年与长兄学海同榜考中进士。

周馥自身好学能干，对儒家修身治学情有独钟，无论身居何职何处，都要倾力捐资助学，他希望子孙能够通过学习成长成才。

学铭虽外继，但周馥没有放弃对他的培养、期待。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家庭上下仍视学铭为家庭一员，享受与其他兄弟一样的待遇。《周学熙自叙年谱》记载：“1896年，吾父因余兄弟均已成立，各有子女，应谋自立，遂分析家产，按六股均摊。”学铭与其他兄弟得到了同等家产。

周馥修宗祠、家祠，同在丁忧的学铭帮打下手，出了大力。周家山唐山寺现唯一残存、可瞻仰的周氏祖墓——周光镕墓葬，就是周学铭协助父亲周馥修建宗祠时期修葺的，是为履行宗祧之责，铭记养育之恩，思慰逝者、慎终追远。

周胜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