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维四月，岁时苏州序属阳春，担花春风又绿江南。人春当然，专属绿这个词并不准确，岁时苏州万紫千红参杂于绿色之间，担花将生机二字演绎的人春淋漓尽致。每当虎丘的专属街头飘起阵阵清香，响起阵阵吆喝时，岁时苏州苏州人便明白，担花与春天的人春专属约会——虎丘花市开始了，这份默契已经在苏州人之间传承已久，专属远要比人们想象中的岁时苏州要古老的多，也有趣的担花多。

苏州喜花，人春自古宜然。得益于繁荣的经济与适宜的环境，苏州上至文人雅士，下至平民百姓，皆以花为爱，早在元代，陆友仁就在《吴中旧事》中对“吴俗爱花”之事有过感慨：

吴俗好花，与洛中不异，其地土亦宜花，古称长洲茂苑，以苑目之，盖有由矣。吴中花木不可殚述，而独牡丹、芍药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贵重焉。旧寓居诸王皆种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

陆友仁的感慨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在这段话的随后，他又相继列出了不少当时的爱花之人，如蓝叔成“有花三千株，号万花堂。尝移得洛中名品数种，如玉碗白、景云红、瑞云红、胜云红、玉间金之类，多以游宦不能爱护辄死，今惟胜云红在”，其次有胡长文、成居仁和吴谦之等人家中亦有千株，家有百株的士人则更是不在话下。当然，在苏州大规模种植牡丹的传统似乎是由北宋末年的著名奸臣朱勔开创的，朱勔此人以替宋徽宗在苏州一代搜刮奇花怪石而著名，据说他在苏州曾大规模建造园林：

勔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缯彩为幕帝覆其上，每花饰金为牌，标其名，如是者里许。园夫、畦子艺精种植及能垒石为山者，朝释负担而暮纡金紫，如是者不可数计。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想见朱勔在苏州的活动大大地刺激了花卉的种植，据说虎丘花市的兴起也直接与朱勔后人有关，此待后文再叙。话说回来，苏州本就是文化荟萃之地，文人墨客对于花卉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并且尤其喜欢大规模的花卉种植，陆友仁所提及的诸人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余如南宋的范成大在归隐石湖后尤其喜欢奇花异草，据说石湖原来就有梅树百棵，范成大为了扩大种植梅花的规模，甚至不惜拆除房屋，“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盛”。

明代的文震亨是苏州文人弄花的代表，在他的著作《长物志》中详细介绍了四十余种花木，他曾论及“第繁花杂木，宜以亩计”，又说“草木不可繁杂，随处植之，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文人赏花，春夏秋冬皆宜，也皆有兴致，唐寅亦有“江南人尽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的诗句。有些文人对于花的喜爱几近癫狂的地步，清代的顾春福就曾说道：“窃愿囊有余资，买山遍树梅，结茅屋其下，恣意游赏，死即瘗于花下”，生前赏花，死后更愿与花融为一体，说他是花痴，也不过分。

文人如此，苏州的百姓对于各色花卉的喜爱亦不逊色。在清代袁景澜所写的《吴郡岁华纪丽》中就记载了不少与花相关的民俗，如二月的“元墓探梅”“玉兰花看花”“百花生日”，三月的“南北园看菜花”“谷雨看牡丹”“虎阜花市”，六月的“珠兰花市”“茉莉花兰”“荷花荡”，八月的“山塘桂花节”，九月的“菊花山”。其中不少活动能够引起苏州百姓的广泛参与，可谓是深入入心，如二月的元墓探梅在苏州就负有盛名，花时“红葩绿萼，相间万重，孕馡糁霙，香气蓊葧，攒枝布跗，玲珑璀璨，合匝缤纷，弥望不绝”，而苏州百姓亦不曾辜负此等美景，据说是“郡人舣舟虎山桥，襆被遨游，舆者、骑者、屣而步者、提壶担榼，相属于路”，再如六月荷花盛开之际，郡人亦是争渡于其间：“或有观龙舟于荷花荡者，小艇野航，依然毕集。每多晚雨，游人多赤脚而归”。

花卉之于苏州人，早已不仅仅只是一种观赏作物，而是广泛地融入到了苏州百姓的日常衣食住行之中。苏州不分男女，自古便有簪花的习俗，六月茉莉花开，花商往往将花蕊连蒂的茉莉花挑出专供女性簪花，三月虎丘花市开市之后，除了固定的花商，沿街更有叫卖戴花者，如果游玩的女性喜欢则可以“投钱簾下折之”，袁景澜有诗云：“捡得数枝簪两鬓，袖中抛与沈郎钱”。将花卉作为一种调味食物，在苏州也不是什么可怪之事，二月的梅花可用于煮粥，沈钦韩的“笑慰山妻翠袖薄，斋厨早煮梅花粥”表明他是品尝过梅花粥的味道的。白玉兰盛开时碎玉点点，煞是好看，奈何经不起风雨，遇风雨则凋零于地，据说郡人此时就可“拾取花瓣，和粉麦蔗糖，下油熬熟”，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叫做玉兰饼，口感极佳，袁景澜在描述虎丘花市时也曾提及，郡人可以将不同的花卉作为“和糖熬膏，点茶酿酒煮露之用”。至于将花卉作为茶饮那就更加不足为怪了，苏州人引以为傲的“虎丘三花”就是著名的茶饮，此待后文再叙。

再让我们回到关于朱勔的事迹，朱勔在苏州搜刮奇花怪石、种植牡丹之事，让精明的苏州人嗅到了商机。就算是朱勔失势之后，据说朱勔的后人仍以艺花为业，如明代黄省曾在《吴风录》中说：“朱勐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其贫者，岁时担花鬻于吴城，而桑麻之事衰矣。”乾隆年间所修的《元和县志》中同样记载了该事：“（朱勔）子孙屏斥，不与四民之列，因业种花，今其遗风也。”不同文献的记载都暗示了虎丘花市与朱勔子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带有攀附性的记载似乎无从加以证明，但其背后的时间节点却值得关注。

虎丘花市最早可溯源至北宋时期，而这段时间向来被视为我国历史上商业文化与市民文化崛起的先声，无论是商业市场还是市井文化都出现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面向，一言以蔽之，就是极度的活跃。北宋的苏州承平日久，商业发达，文化荟萃，以花卉为代表的文化景观日益与文人墨客乃至平民百姓的生活日益紧密。朱勔的到来到底在花卉的商业化进程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却可将其视为北宋苏州花卉商业化的体现，苏州人对花卉的需求愈大，商人的介入也就愈深，虎丘花市的形成就是在苏州的社会风情与商业化相互形塑下的产物，我们亦可从文化景观和商业景观两方面来理解它。（未完待续）

愁予